新材料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產業，也是保障國家產業安全的重點領域，然而，我國關鍵基礎材料受制于人的狀況依然令人擔憂，新材料產業技術創新機制不暢、工程化周期長等問題仍然存在。賽迪智庫規劃研究所通過分析發達國家培育新材料產業的經驗做法，總結出新材料產業技術創新的五大模式，即產學研合作型、企業聯盟型、政府主導型、軍民結合型、平臺共享型，并對我國新材料產業技術創新提出建議。

新材料產業(ye)技術(shu)創(chuang)新的五(wu)大模式

產學研合作型。即新材料生產企業、科(ke)(ke)研院所(suo)和高校(xiao)之(zhi)間(jian)(jian)以市場為導向(xiang)、技(ji)術為紐帶、應用為牽引，將科(ke)(ke)研、教(jiao)育、生產等(deng)功(gong)能進(jin)行系統集成(cheng)，以加(jia)速科(ke)(ke)技(ji)成(cheng)果的產業化進(jin)程。按照(zhao)參(can)與(yu)主(zhu)體(ti)(ti)的分工，該(gai)模(mo)式又可以分為高校(xiao)主(zhu)導、多主(zhu)體(ti)(ti)協同、中介協調(diao)等(deng)形(xing)式。如，荷(he)蘭應用科(ke)(ke)學研究組織、德國弗勞恩霍夫協會等(deng)在新材料基礎研發部門和企業之(zhi)間(jian)(jian)建立橋梁，通過“合同科研”等形式，實現技術驗證和中試孵化等工程化應用，為企業提供技術服務；英國牛津大學、德國卡爾斯魯厄理工學院等設立了轉化辦公室，以推動建立依托單項技術的初創企業。產學研合作型模式充分發揮了高校在基礎研究、科研院所在專業技術研究、企業在生產制造方面的優勢，促進了技術創新各要素間的整合，有利于全社會共同推進新材料產業技術創新。

企(qi)業聯(lian)盟型。即產業鏈(lian)上下(xia)游(you)的企(qi)業組建合作聯(lian)盟，上游(you)生產企(qi)業以應用型企(qi)業需(xu)(xu)求為出發(fa)點(dian)，根據(ju)性能(neng)需(xu)(xu)求進行(xing)反(fan)向設(she)計，在項(xiang)目(mu)的初期階段便參與(yu)客戶的技術開(kai)發(fa)，確(que)保(bao)研發(fa)設(she)計和工程(cheng)應用保(bao)持全程(cheng)統(tong)一。如(ru)，韓(han)國(guo)(guo)浦項(xiang)制鐵與(yu)韓(han)國(guo)(guo)通(tong)用大宇聯(lian)合設(she)立“技術合作委員會”，由兩家企業的營銷、采購、研究所、生產技術等部門人員共同參與，加強從新車開發到制造全過程的汽車用鋼開發合作，完成了多個課題的研發攻關。該模式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做到了新材料研發的“先期導入”，將上下游企業緊密聯系在一起，不僅增強了上游企業的不可替代性，提高了資源利用效率，也有利于下游企業提升產品質量水平及競爭力。

政(zheng)府(fu)主導型。即在政(zheng)府(fu)主導下(xia)，產(chan)業界(jie)、學術界(jie)、政(zheng)府(fu)機構等(deng)通過“項目制”等形式，高效組合利用政策、資金、研發、制造等資源，實現新材料的技術突破。例如，日本文部科學省和經濟產業省下屬的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和新能源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通過公開募集的方式，委托企業完成各項新材料技術的開發，并提供所需的研發費用，研究成果歸國家所有，參與企業享有優先使用權，每年把上百項科研成果轉化為產品。政府主導型模式突出政府的主導作用，資源整合效應更強，對于投入較大、涉及面廣的“市場失靈”領域具有較好的實施效果。

軍(jun)民結合型(xing)。即面(mian)向民用(yong)和(he)軍(jun)用(yong)兩類(lei)需求，通過(guo)“軍轉民”“民參軍”或者“軍民共建”等方式，實現新材料軍事技術和民用技術的融合。如，1948年到(dao)1957年，美國軍方承擔了(le)貝爾(er)實驗室晶體管研究費用的38%；1959年，美國(guo)(guo)空軍(jun)與德州(zhou)儀(yi)器簽訂合同，由美國(guo)(guo)空軍(jun)提供115萬美元用(yong)(yong)于新技(ji)術(shu)(shu)的(de)(de)(de)開(kai)發(fa)，軍(jun)方(fang)采購大大促進了美國半(ban)導體(ti)材(cai)料技(ji)術(shu)(shu)的(de)(de)(de)突破及產業(ye)化應(ying)用(yong)(yong)。該(gai)模(mo)式(shi)將民(min)間資源與高標(biao)準、先進的(de)(de)(de)軍(jun)事力量結合起來，推動了先進軍(jun)用(yong)(yong)材(cai)料民(min)用(yong)(yong)化及民(min)用(yong)(yong)材(cai)料的(de)(de)(de)高端化，加速了新材(cai)料技(ji)術(shu)(shu)的(de)(de)(de)推廣應(ying)用(yong)(yong)進程。

平臺(tai)(tai)共(gong)享型。即通過搭(da)建(jian)新材料(liao)模擬、研(yan)發、試驗大(da)數據(ju)平臺(tai)(tai)，運用計算材料(liao)學和可共(gong)享的材料(liao)數據(ju)庫加速(su)新材料(liao)研(yan)發和工程化應用。例(li)如(ru)，美國“材料基因組”計劃通過新材料研發周期內各個階段的團隊相互協作，注重實驗技術、計算技術和數據庫之間的共享：一方面，建設開放的大數據平臺和材料性能預測模型，將用戶與研發團隊聯系起來，讓用戶參與預測后材料性能的評價，實現應用導向的研發。另一方面，建設龐大的實驗室數據庫，促進遠程數據存儲與共享，以加速新材料的性能篩選和實驗進程，降低了傳統“嘗試法”研發模式帶來的資金、資源和時間成本。平臺共享型模式將新材料研發設計“上云”，在科研機構、企業、用戶之間搭建了互通有無的橋梁，暢通了產用結合渠道，使得新材料研發周期由目前的10年~20年縮(suo)短(duan)到(dao)5年~10年。

啟示及建議

在引進國(guo)外技術的(de)(de)基礎上，要(yao)加強對國(guo)外新材料產業(ye)技術創(chuang)(chuang)新模式的(de)(de)學(xue)習，借鑒其在新材料產業(ye)技術創(chuang)(chuang)新機(ji)制、投資(zi)結構及(ji)模式、利益分(fen)享機(ji)制等方面的(de)(de)經驗(yan)，同時(shi)注(zhu)重相關做法的(de)(de)本土適應性，因(yin)材施策，形成具有我(wo)國(guo)特(te)色的(de)(de)新材料產業(ye)技術創(chuang)(chuang)新范(fan)式。

對于鋼鐵、有色、陶瓷、化工、建材等基礎性、技術成熟度較高的材料，應充分發揮市場作用，更多采取產學研合作型、企業聯盟型模式。推動建立以應用企業投入為主的研發機制，圍繞實際需求開展創新活動。鼓勵相關領域研發機構、企業等成立緊密聯系的綜合體，支持上下游企業雙向對接、聯合攻關，實現先期介入、精準研發，精準對接應用。

對(dui)于特種合金、特種橡膠、碳(tan)纖維、半導體材(cai)料、特種玻璃等戰略性(xing)領域，投(tou)入較大、回報期較長，單個企業(ye)很難完成研發及產(chan)業(ye)化任務，屬于“市場失靈”領域，應更多發揮政府、軍方的引導作用。通過政府采購、軍方采購等形式，結合“首批次”、“首臺（套）”等政策，整合政府、軍方、科研機構、企業資源，構建運行高效的產用結合機制，實現研發制造與產品應用的反復迭代，破解“有材不敢用”難題，突破共性技術瓶頸。

對于石墨烯、納米材料、智能材料等前沿性領域，應強化高校院所的主體作用，發揮政府的引導作用，通過搭建平臺，吸引更多社會力量參與技術創新及產業化。分領域搭建材料數據共享平臺，開發高通量、自動流程、多通道集成計算系統，探索建立重點領域數據庫和數據共享機制，吸引研發、生產、應用方參與數據提取與錄入，實現新材料設計制造的橫、縱向集成。搭建若干新材料中試平臺和基地，鼓勵前沿新材料領域的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減輕企業建設中試線的成本。

湖南君志達集團成立于2008年8月，坐落于歷史悠久的“寶慶府”——湖南省邵陽市北塔區中山路湘商產業園。經過十年的辛勤耕耘，不斷擴展藍圖，現旗下有三家分公司——君志達保溫、君志達科萊達、君志達新型建筑。